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，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，这样有针对性，要是乱说一通，大家会不满意的。

我是陕北人，清涧县，家是农民家庭，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。

小时候，家里人口很多，弟兄姊妹八个，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。家里很穷，我是老大，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，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。

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，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，性格很软弱，活得很窝囊，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。

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，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，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，不要惹事。

所以，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，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，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。既然要活下去，就得靠自己。

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，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。人很小，在家里也无所作为，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，那地方吃的东西多。

七岁时离开家庭，由父亲带着，心情很难受，感到孤独。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一双新鞋，穿起来特别艰难，底层都穿破了。

一路上要饭吃，到伯父家，父亲只揣两毛钱，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，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，穿着破烂的衣服。

伯父也是农民，没有孩子，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。上学很艰难，很穷。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，可以回家吃饭。

当时，衣衫褴褛，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，有人恶作剧，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，惹得哄堂大笑，我很伤心。

小学念完后，就上中学。伯父不让上，他没有孩子，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，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。

为什么让我上学呢？那时是集体制，农民的观念，有一个读书人，认得工分，认得帐就行了。而念完小学，可以达到这个水平，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。

当时社会十分混乱，中学要到县城读书，带着家里的粮食，换成粮票吃。不让我念书，心里很难受，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，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。

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，我可以不读书，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，考上了，说明我有能力，不让上学，原因是你们大人的。

我参加了考试，县立中学，一两千考生，竞争激烈，只录取二三百人，我名列前茅。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，意味着我从此失学。

我心不甘，既然考上了，就要上。就和家里对抗，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。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，和他并肩作战。

我无动于衷，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，跑到县城，找到同学，都是些小朋友，有些江湖义气。他们帮助我，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，开学已经半个月了。

当时规定，十天未到，学校就不让上学。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（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），说情，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，做工作，这才让上了中学，很困难。这在我的中篇小说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有所表现。

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，说我是非法的。既然上了学，勉强承认了。每月只给25斤粮食，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，在中学，这些粮不够吃，学习完后，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。

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我参加了文革，和那时青年一样，狂热，一样盲目，思想的、精神的、行为的，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。

回到农村，在小学教书，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，没想到会当作家。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，在飞机、火车上和坏人作战，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。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，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。总之，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。

后来，喜爱看书，看书是一贯的，范围广，读了许多其他的书，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，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，试着写一些东西，自尊心建立起来。

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，学外语——俄语，锻炼身体，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，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，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。

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，做过宣传工作，县剧团当过编剧，宣传过毛主席著作，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。

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，是工农兵学员，那些大学都不要我，最后延大收留了我，学习三年，到《延河》编辑部，一直到八二年，专业创作。

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，谈我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这两部的情况。

《人生》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，已成为历史了，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，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。是不成熟的东西，但还能继续。

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，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。大学时，上课不正常，靠自己学，零零星星地学。

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，学习靠自觉，这很重要。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，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，这是个别情况。

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，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怎样生活？混，很容易，但我不愿意那样，自己得对自己负责。

学习计划很严密，自己学俄罗斯文学，欧洲文学史，中国文学史，这些比较可靠，是些代表性作品，沿着这些，自己找书读，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。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，这是我的正式时间。

另一种在阅览室，买个饼子，不出来，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，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，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。

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，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，好人是好人，坏人是坏人，这些和古代比起来，古代就不是这样。

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，。“四人帮”打倒后，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，我还不满足，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（好人成为坏人，坏人成为好人）。

从艺术上来说，很简单，离文学比较远，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，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，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，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。我有勇气，有信心来挑战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《人生》的思想背景和动机。

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，最起码对中篇来说，我会提供新的东西。写作处于封闭、狂热的状态，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，共21天，鼻子、嘴溃烂，写作是一种熬煎。

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？认为我是神经病，就给县上领导反映，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，不让打扰。

那是全身心的投入，睡觉时睡不着，工作十八九个小时，背着手稿走了一圈。《人生》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，结果引起了争议，我当时就意识到，我知道会是这样的。

《人生》写完后，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，因为这打乱了生活，来人，电话，电报，各种各样都来，十分烦乱。不同剧种，包括电影电视，都来人，要求改编。

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，以为是家里人死了。原来是一个导演，简直气得你没办法。我很痛苦，我不是圣人。

当然，我努力工作，就希望得到回报，我不拒绝红地毯、鲜花、荣誉，但长期陷于此，我就很寂寞，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。

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，不在结果。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，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。我性格孤僻，不愿接触社会，一遭到困难时，回到陕北的沙漠中。

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，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，感到博大，思想延伸很远，看清自己，做出判断，规划下一步怎么办。必须脱离这种生活，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不能混着活下去。

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，记起要做一件大事，而做这件大事时，必须在四十岁以前。

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，但具备一定条件后，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